饥饿战争
文｜程静之
编辑｜姚璐
图｜（除特殊标注外）受访者供图
我无法去触碰它，更别说吃掉它
对食物感到恐惧，是一种怎样的感受？
面前摆着的不过是一碗平常的白米饭，女孩却感觉碗里装着的是一片淹没自己的深海，「你不知道海水到底有多深，脚底下会踩到什么，是一头鲨鱼，或者是一颗尖利的海胆。」随着勺子在碗里扒拉的时间越长，她在海底沉溺得越深，一种无措的恐惧蔓延到全身，越来越焦虑，到喘不上气，到感觉恶心，到最后真的吃不下去一口饭。
最开始，恐惧还停留在浅表，仅来自于食物的热量。一个鸡蛋=35kcal ，100ml脱脂牛奶=24kcal，100g苹果=52kcal……许多女孩对食物的热量如数家珍，她们会设定每天的进食量，最为苛刻的数字被控制在300cal（不够正常5个月大婴儿一天所需的热量，一名14～18岁从事轻体力劳动的常人所需热量在2000cal以上），低于数值食物的盘子亮绿灯，剩下的盘子亮红灯，女孩绝不允许「红灯食物」进到胃里，因为它们代表着「太脏」，更深一层的寓意是，「会让自己变得不好」。
再后来，随着饥饿的时间延长，恐惧逐渐从精神蔓延到生理。食物不再是维持生命的能量，而是变成侵害身体的异物。「它们原本不属于身体，哪怕一片小小的薯片，一根咸菜，都会在胃里慢慢扩大，直到把胃撑破。」一名女孩这样描述。另一位女孩说，她已经恐惧到出现幻觉的程度，「面包不是面包，而是一块砖头、一把锐利的尖刀。」有时候，她睡觉醒来，眼睛一睁开，身上的皮肤褶皱，衣服的堆痕，都变成了蛋挞的酥皮，让她害怕到忍不住颤抖。
还有一名15岁的女孩，向我描述了自己最深刻的恐惧。第一次住进北京大学第六医院（以下简称「北大六院」）进食障碍病房之前，她已经30多天没吃固体食物了，只喝一点米汤和糖水维持生命，父母不明白女儿为什么吃不下，曾强制拉她去必胜客，点好一份芝士焗饭，一盘意大利面。等服务员把食物端出，它们的样子在女孩眼里完全变了，她不知道用什么具体的形象去描述，只觉得它们「太吓人了」，可以说是世界上一切恐怖物的集合，是此刻让她感到最头疼的东西。
「我无法去触碰它，更别说去吃掉它。」那名女孩痛苦地说。
这些恐惧感受都源于患有进食障碍的女孩。这是一种罕见的和食物较劲的精神疾病，人们对于它的研究和认识在最近100多年才发生，最早被划归为瘾症，后来才确认是一种与心理因素相关的精神疾病，是Eating disorder（以下简称：Ed）中的一类，在中文世界里，被更多人称为——神经性厌食症。
根据医学文献，这项疾病主要发生在青春期的女孩身上，与男性患病比例超过了10∶1（因此以下主要讨论的是「她们」），发病时的典型特征是：有意严格限制进食，无法准确判断自己的胖瘦，体重明显下降并低于正常值，造成女孩生理和社会功能的损害，持续恶化，最严重的后果是死亡。
为什么这些女孩已经骨瘦如柴，却还觉得自己很胖（医学上称为「体像障碍」）？为什么已经瘦到重度营养不良，却还拒绝救治？为什么她们宁可把自己饿死，却吃不下去任何食物？
也是在这之后不久，我带着上面的问题，第一次走进北大六院进食障碍病房。在国内，北大六院是最早治疗进食障碍的医院，从2011年开始设置专科病房，每年能收治200多名患者，在对付进食障碍上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经验。
医院的电梯通向七层，两道漆成白色的封闭门打开之后，是摆满了餐桌的大客厅，由狭长的走道往两头延伸，里面分布着一间间病房，二十多位Ed女孩正住在这里，她们大部分没有成年，最小的只有10岁，和抑郁症、双相情感障碍、精神分裂症混住在一起，但和其他精神类疾病的疗法不同，Ed女孩主要接受的是1到8周的行为矫正治疗，简单来说就是——按规律吃饭。
李雪霓是病房的主任医生，今年50岁，研究进食障碍已经20多年。李雪霓告诉我，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，时至今日，针对Ed仍然没有特效疗法，在目前推荐的综合治疗方案中，唯一必不可少要提供的，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食物。病房里设置了一本活页夹，医生会根据女孩的体重和生命体征，制定出详细的饮食计划，大多数女孩每天需要吃六餐，还有一些女孩因为体重过低，不能正常吃饭，只能喝冲泡的全安素——一种老人或者术后恢复人群才需要补充的营养液。
医生寄望于规律的饮食能逐渐消除女孩对食物的恐惧，以及对身体的异常认知，但对于Ed女孩来说，这一看似简单的要求，也变成她们最难完成的任务。
每天清早7点，餐车的车轮声就在病房响起，随着护士站的广播提醒，女孩们逐一排队领取饭盒，之后围着白色的餐桌在固定位置坐下，由三四名护士看护着，开始她们的第一餐。
如果你亲眼看到Ed女孩吃饭，会感到眼前的画面像开了0.5倍速，吃饭以一种神秘的方式被她们对待：铁勺在餐盘里叮当作响，米饭被反复拨弄十几次，才被盛起一小口，缓缓送进嘴里；筷子夹起一根绿叶菜，要在餐盘边游走好几圈，为的是过滤菜里的油汤；病房里还出现过一名孩子，一口肉要嚼100多次才能咽下，每天吃饭时间总共超过8小时，就在桌边从白天吃到黑天。
在低体重状态下，女孩们还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感觉：吃下一口饭，身体像气球一样膨胀起来；食物全都堵在胃部，不往下走；一顿饭工夫，胸部、腰部、臀部就会胖到不堪入目。面对旁人的劝告，Ed女孩什么也听不进去，给医生的感觉是，「好似时钟生锈停摆了。」
在医护看来，厌食症不仅是一种消磨耐心的疾病，也是最狡猾的疾病。这些女孩患病之前，大多是学校的「优等生」，她们聪明、敏锐，心思细腻，住进病房后，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，如何把规定要吃的食物藏起来。
技巧五花八门，最容易识别的是餐巾纸，女孩手里备着一叠，嚼几口，假意擦一下嘴，饭菜就溜进了纸巾里；藏得更深一些的，食物会出现在袖子里，口袋里；还有的女孩把豆沙包堵在耳朵眼，饭粒粘在衣裤上，肉块塞进洞洞鞋。最夸张的是一年夏天，病房里总是隐约散发出一股腐臭味，隔个几天，有些孩子就提出要换一把椅子，护士们觉察到不对劲，结果一检查，才发现座椅的支架钢管里塞满了变质的食物。
当这些行为被护士一一发现，女孩们没法藏，有的选择化解食物，在狭窄的走道里摆动手臂，甩开步子，每天来回暴走2万步；另外一些则选择清除食物，为了排尿和引吐，她们一天喝4到8升水，嘴唇因此变成樱桃红色，仿似多年的糖尿病患者。
在治疗初期，无论医护如何制止，女孩都无法摆脱对食物和身体的关注。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，她们才能意识到，自己真的生病了。
从去年6月到9月，我陆陆续续在北大六院待了3个多星期，一共接触过15个Ed案例，几乎每个在恢复期的女孩最后都说，原本以为Ed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，后来才知道，那是控制自己思维的一个恶魔，它屏蔽掉了所有的理性，只顾把体重往下拉，让女孩感到开心、有成就感，却从不提示，它会将她们带到死亡的边缘。
拉下深渊
如果对Ed女孩有了深一些的了解，你很容易在人群中一眼辨识出她们——当对食物控制到一定程度，营养不良会跟着发生，10多岁的年龄之下，她们的身体却已经像行将就木的老者。
她们皮肤发黄，颜色看起来和老姜切片有些仿似。头发干燥稀疏，有的睫毛和眉毛都脱落了。有的牙龈开始萎缩，选择抠吐的女孩因为胃酸腐蚀而仅剩下几颗牙齿，像黑黑的小米粒尖，或者全部掉光了。随着脂肪流失，她们也和老人一样，容易感到手脚冰凉，严重的情况下，体温会降到36℃以下，或许是为抵御体寒，脖颈、四肢逐渐生长出细密的汗毛。她们的皮肤几乎没有弹性，坐卧时间稍长会感到疼痛，甚至并发褥疮。就连骨质疏松也找上来，稍微摔一跤，或者走路用力大一点，都可能造成骨折。
在极度消瘦的案例中，女孩们是无力的，需要扶着墙走路，有的一站起来就要摔倒，只能坐轮椅或躺在病床上，随时可能因为心力衰竭而死亡。
这也是疾病最初让人感到费解的地方——选择减肥的女孩并不少见，但不是所有人都会得厌食症，这一切究竟如何发生？
20岁的肖航是病房里第一位主动找我讲述患病过程的女孩。她性格开朗，一双眼睛十分灵动，但在和我见面的42天前，那双眼睛却是黯然失色的。那时，身高164的她瘦到20多公斤，在同一批住院患者中体重最低，虚弱到被轮椅推着才进入医院。「我真的经历过，就是离死亡只差一步的那种感觉。」肖航说。
最初减重的动机很简单。上高三时，肖航最好的朋友非常瘦，引来班里不少女孩的羡慕，这让肖航忍不住开始模仿她，午饭少吃，晚饭不吃，一开始也没在意食物的热量，后来偶然一次在网上刷到，淀粉和脂肪最容易发胖，她开始有意识地控制。
一个普遍的误解是，厌食症等于「厌恶食物」，但对食物的抗拒并不是一开始就会发生。相反地，在节食初期，Ed女孩会因为饥饿痴迷于食物，她们频繁刷吃播视频，浏览外卖界面，逛超市，用眼睛的满足代替胃部的享受。还有一些女孩为了转移对食物的注意，用更高的觉醒度投入学习，并感受到一种新的感官上的敏锐，思维变得异常亢奋，专注力提升，成绩跟着突飞猛进。
无论是变瘦，还是成绩变好，都为女孩带来了更多的夸赞，这也给她们造成一种错觉——掌控食欲代表着掌控了身体，甚至是掌控了向好的人生。
关键节点就在这里发生，节食被Ed女孩赋予了更多的含义，她们用最剧烈的态度否定对食物的需求，在把饥饿感无限推迟到极致的过程里，她们感受到一种隐秘的优越和胜利。
但精力很快随着营养的缺失而消散。像被冬天的晨霜打过一样，女孩们紧接着开始发蔫，提不起劲；脑子越来越不灵光，听着课，突然就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；情绪易怒烦躁，常常被一句话或一点小事引爆。同时，饥饿也引发了许多身体反应：「整个人轻飘飘的，走路像要飞起来」；「耳膜很鼓，听声音像里面进了一团水」；「时间紊乱了，每一天都过得很混沌，但因为饥饿，又都历历在目」。
饥饿带来的痛苦是确实的，但当她们沉湎于对体重秤上低数字的追求，逐渐没法对身体感受做出反应了。
每次掉体重，肖航都会生出一种无可代替的兴奋感，「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刺激。」另一位女孩把秤重比作考试测验，「变轻一点，就等同于分数又考高了一点。」还有一位女孩站上体重秤之后，形容那一秒钟的情绪体验：「等数字一冒，看到降了，就会感觉中奖一样，让自己很满意，很惊喜。」
正是这种欣喜感让女孩日渐上瘾，加固了异常的进食行为。当她们熬过第一阶段，对食物的抵制成为一种习惯，饥饿感会逐渐消失，她们甚至开始享受胃里空荡荡的感觉，对食物的抗拒也演变成更深切的恐惧。
肖航在减重第二年开始嚼吐，除了咽一点食物的汁水，其他都不敢往胃里吞，而且吃一点就胃胀（医学上称为「早饱」），给她制造出吃多了的假象。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她的体重直线一样跌到20多公斤，身上几乎不剩什么脂肪。在去年夏天最高温的天气里，她还感觉冷冰冰的，即便把空调制热和电热毯同时打开，身体还是暖和不起来。
她的脸和眼窝也在凹陷下去，有一次走在大街上，打了一辆出租车，司机看到她的面庞都惊讶了，「姑娘，你是不是病了？」肖航能感觉到自己在失去力气，走五六级楼梯就要大喘气；蹲下去穿鞋，要扶着墙才能站起；有一次，她突然晕倒在家楼下，醒来后，是靠好心人搀着才上了楼。但到家后，她从未怀疑自己病了，「就好像有一个恶魔的声音把我控制了，它告诉我，『你还活着，你没什么问题。』」
等厌食症发展到这个地步，许多女孩都描述，有两种声音在脑海里打架，身体告诉她们，「要吃」，Ed则说，「不要」。但不管交锋多少次，Ed总能占据上风。因为女孩们相信，只有变得更瘦，她们才是重要的、优秀的、与众不同的。
病房里另一名17岁女孩的进食表现得更刻板。住院之前，她仅仅用一枚鸡蛋、一片面包、一杯酸奶填补自己的一天，刻意节食九个月后，体重从150多斤掉到83斤，接近于减掉了半个自己。很多个夜晚，胃部因为缺少食物而火烧火燎，她疼得蜷缩起身体，背也弓起来。即便如此，她也没法打开冰箱门，拿出一片可以缓解疼痛的面包，「大脑好像『坏掉了』，要等到第二天早晨，进食才是被允许的。」
减重就这样慢慢地，不可遏制地摧毁着女孩们的健康，但只要能行走，能自理，她们就不觉得自己正在陷入一种疾病，直到Ed把她们拉入深渊，死亡在不自知中靠近。
病房里几乎每个女孩都有过濒死体验，她们提起来时却语气平静，好像死亡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情。特别是一位来自深圳的13岁女孩，体重掉到30kg时，父母带她去深圳市儿童医院，医生判断她心率太低，「可能在睡觉时候就没了」，当即安排她住ICU。女孩感到不可思议，「别人都是躺着进ICU，我明明正常能走，为什么也给我送进去了？」那个夜晚，她心率跌到40次/分，警报器开始响起，但她丝毫不觉得害怕。
肖航最危险的情况发生在独自在家时，一次上完厕所，她从马桶上怎么也站不起，只好滚落到地面，爬回卧室用手机求救。父母连夜开车送她去郑州的医院，那时，肖航大腿之下摸着都是凉的，护士紧急给她抽血，总也抽不出来。医生批评父母，「孩子走在路上都可能死亡，怎么弄到这个地步才送来？」
听到这些话时，肖航脑子是迟钝的，同样感受不到恐惧。直到躺在病床上，手脚在盖着的一层薄被下，丝毫不能动了，「那种感觉不是被绳索捆住，而是没有知觉了，就像手脚原本不存在一样。」她的意识仍然是清醒的，但目光变得呆滞，妈妈给她放电视剧，她剧情都看不懂了。爸爸给她唱小时候的摇篮曲，她逐渐听不真切，好像各个器官都在退化，想要陷入沉睡。
误区里跳舞的孩子
连续输液两天三夜之后，在第三个夜晚，突然之间，肖航感到身上的被褥变轻了，她试着用手去掀，看到被子开始翻动；又动了动下半身，腿也可以抬起来了。确信自己能动的那一瞬，她有点紧张，又有点惊喜，「好像自己突然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。」
不久后，肖航就在新闻上看到深圳女孩小玲的新闻，才知道Ed不仅致死，而且直到小玲去世，父母以及公众都单纯理解她「为爱减肥」（她暗恋一个男孩，但是男孩喜欢比她更瘦的女孩），却忽略了这是一种疾病。她开始在网上搜寻救治办法，了解到北大六院有专门的病房，就让妈妈一定要带她来北京治疗。
如果时间回到37年前，北大六院对Ed同样感到陌生。
那是在1986年，改革开放不久，仍有很多人为温饱发愁，很难想象有人会患上不吃饭的病。国际医学界也认为，中国人体型偏瘦，根本不用担心Ed的威胁。但这个说法很快被国家精神病学第一位院士沈渔邨打破，在那个国人对抑郁症仍感到陌生的年代，她已经在现实中接触到Ed病例，并认为随着生活水平提升，疾病一定会在日后蔓延。
那时，沈渔邨把病例推给学生张大荣，尽管只有零星几个，但张大荣入职北大六院后，凭着一位医生对攻克疾病的兴趣和责任感，从未停止过寻找病例，也因此，她成为了国内研究进食障碍的第一人。
去年夏天，我在北大六院的一间会议室见到张大荣，她剪着一头短发，年龄过了70岁，早已退休，但精神奕奕，时常会回医院坐门诊。提起Ed，她首先对我说起的是对她刺激最大的两个病例。
第一例是来自大兴安岭深山的一名女孩，被父亲强行拽到了门诊。父亲是名老工人，个头接近1米8，但孩子只长到1米53，他想不通孩子生了什么「怪病」，吃了就吐，瘦得只剩一副骨架，曾带她去当地的医院，医生认为是胃有问题，就强硬地把孩子绑上手术台，切除了一部分胃。但那之后，孩子不仅没有好转，反而更加营养不良，再也没长过个。看到孩子的身体每况愈下，那名父亲四处奔走找医生，直到遇见张大荣，求她一定要挽救自己的女儿。
另一例就出在北大六院的其他病房，护士长专门给病人开小灶，病人特别想吃，可就是吃不下。那时，张大荣用国际诊断Ed的标准尺一卡，发现都不适用，就认为不是厌食症。但在后来，她深入看文献，发现厌食症发病存在许多心理因素，她又重新翻看那名患者的病历，了解到那是一名生活在军人家庭的女性，丈夫长期在部队，她和婆婆关系紧张，又被照顾孩子的职责所捆绑，积累了很多压力在心里。张大荣才意识到，「一例活生生的厌食症从眼睛低下溜掉了。」
这也是张大荣最早接触的Ed病例。多年后，她在编著的《进食障碍咨询和治疗》手册中写当时的感受：「进食障碍由于其隐蔽性、复杂性、跨学科性，导致很多患者在确诊时已经奄奄一息……每当我听闻患者被误诊为十余种疾病，每当我目睹陪诊家属无助和疲惫的眼神，都让我感到巨大的遗憾和无比的震撼。」
直到如今，除了一线城市以外，厌食症的诊断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在我接触的许多Ed女孩中，她们都走过一段曲折的诊断之路。疾病往往被掩藏在减肥的名义之下，家长最初很难注意，直到女儿日渐消瘦、月经停止，家长首先会带她们去看中医和妇科，接着看肠胃科，再去看血液科，小城市的医生还是识别不出来，一些家长最后只好投靠迷信，带孩子去「跳大仙」。
事实上，许多Ed女孩想恢复健康，过上正常的生活，但瘦弱的身体已经成为她们的骄傲和快乐。「你会觉得，她们都是可爱的、亮晶晶的孩子，也是在误区里跳舞的一群孩子，在成长发育中，她们遇到了坎，被困在了减重的下坡路上。」张大荣说。
2008年，张大荣退休后，李雪霓成为进食障碍门诊的接班主任，那时病房还只有一节火车厢那么小，15张病床，要挤20多个病人。她对我回忆最初的治疗，「可参考的工具书非常少，能采取的治疗措施更有限。」事实上，人民教育出版社版精神病学教科书从第一版出到第五版，相关Ed的内容只有两页纸。但李雪霓明确的一点是，对于重症女孩，必须优先提高体重。她绝不允许女孩在进食上打折扣，早期治疗中，她经常在大厅盯着女孩吃饭，哪怕消耗一两个小时，也要等女孩把饭吃完才下班。
但紧接着的问题是，女孩在病房把体重增上来，出院后又很快降下去。病房里甚至出现过这样一名顽固的孩子，自从10来岁开始，每个寒暑假都来医院增重，开学后又立马减重，如此反复，至今住了20多次院，病还是没治好。
对进食障碍了解得越多，李雪霓就越认知到——厌食症不单是一个有关体重和食欲的疾病，「女孩们表面上在减肥，实际上跟真正的减肥根本不是一回事儿，它有更深层次的发病机制在里边。」
寻找疾病成因时，家庭成为医生可探究的一个最小环境单元。相关流派的研究者甚至已经形成共识：Ed不是一个人的疾病，而是一个家庭的疾病。
在《进食障碍咨询和治疗》手册中，写到的两项国外研究为这个观点提供过证明：74个Ed家庭被挑出与正常家庭比照，Ed女孩的父母总是较多传递自己的教育理念，而忽略了孩子表达自身想法和感受的需要，他们倾向于控制或保护，只允许孩子保留较小的自我精神空间。另一项研究的发现是，Ed家庭经常表现出某种功能不正常，比如父母严谨刻板、习惯批评和否定孩子；家庭成员过于相互依赖、边界感模糊；夫妻关系不稳定、缺乏温暖。
随着与Ed打交道越频繁，李雪霓也逐渐描摹出典型Ed女孩的面貌：她们大多来自物质条件优越的家庭，拥有成功的父母，就读于优秀的学校，成长中往往是最被珍视的孩子，但同时，好环境造就了高期望，她们也是被严格控制的孩子。
这些女孩天生敏感、脆弱，容易缺乏自信，总是担心自己与他人相比不够好（其中一名女孩说，自己是个小乌龟，后面有个兔子一直在追，时刻都可能超过，以至于她不能停止努力），会用真实或假想的缺点责备自己，经常感到恐惧和不安。为了扮演「乖孩子」的形象，她们过度自觉和顺从，把生活过成一场表演，微笑是定格在脸上的表情，也是她们内心发出的苦痛的信号。
矛盾大多会在女孩进入青春期后凸显出来。在李雪霓的临床观察中，厌食症高发于14~18岁，是因为女孩开始离开父母庇护，迈入中学和大学，被要求融入新环境，探索个体独立，面对更复杂的问题。但在以往的家庭教育中，女孩们与父母丧失了必要的分离，一味顺从也导致她们未能发展出真正的自主性。
「相当于还没学会怎么走路，就要被迫飞了。」李雪霓说。
四条鱼的故事
在进食障碍病房里，我看到过很多张疲惫、焦虑、空洞的脸，它们都来自于Ed女孩的母亲。每到吃饭时间，母亲会坐在女儿身边，用呵护的目光注视女儿吃下每一口饭，有的甚至沉默着就掉下眼泪来。
厌食症给母亲带来的是一种怎样的痛苦？其中一位妈妈这样描述：「你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不吃饭，故意伤害自己，却无法帮助她。有时候看新闻，讲一些孩子失踪多少年后，最终被父母寻回的故事，哪怕女儿做一个那样的孩子，哪怕恨父母，永远不理父母，也不愿意她用这样一种疾病把自己的生命深深卷入进去。」
女儿生病后，母亲同样被困在疾病里，因此我在病房接触的大部分母亲几乎都拒绝了采访，只有那些已出院孩子的母亲，才能缓过神，平静下来讲述。
沈桑是李雪霓为我推荐的一位母亲，她的女儿23岁，已经患厌食症6年。原本，沈桑认为给女儿安排了最好的教育路径，初中上国际学校，高中去了美国，之后可以在那边继续申请大学。但女儿在新环境里感觉一切都失控了——学业压力大，受到留学生排挤。为了重获控制感，她选择了最简单的节食减肥，最后演变成厌食症，因为体重过低而被学校遣送回国。
为了医治女儿，沈桑开始研究这个病症，了解到一部分患病根源在家庭。一开始，她和大多数母亲一样，感到「很挫败」，「不能理解和接受」，「明明已经很努力了，不知道错在哪里」。但和治疗师多次交流后，尽管并不容易，她还是逐渐反思到，自己是一位「典型的过度保护的母亲」。
女儿一岁半进幼儿园时，沈桑就开始包办很多事情，把保姆放进去陪读，时不时给老师送礼，就连管饭阿姨也要给好处。到了小学，班级举办活动，她会挖空脑袋想方案，出资源，配合老师完成各种任务。初中的国际学校更复杂，邮件通知全是英文，沈桑看不懂，相比一些留学生家长，难免感到自卑，为了融入团体，她干脆把工作停了，全职培育孩子，也惯用讨好的姿态，把一些家长请到家里来，希望为女儿创造一个宽松、友善的环境，让她能被人善待。
「所以你就知道，我女儿不是自然环境里长出来的，而是暖棚里哺育出来的。」沈桑在电话里头说。
根据相关资料，一些家庭治疗师也认为，厌食症是一种与「反控制」有关的病症：当父母过度控制或保护孩子，孩子到了自我发现的时期，会有挑战权威和打破现状的意愿，不吃东西是她们唯一有把握的「反控制」。
「反控制」就发生在沈桑和女儿身上。当女儿通过节食寻找独立感，立马和母亲开启了一场权利分离的战争，尤其是在餐桌上。
沈桑每天最害怕的就是和女儿一起吃饭，她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一个讨好的妈妈，烧很多菜满足女儿。但女儿只是默默地坐着。沈桑望着她，小心翼翼提醒，「吃一点吧。」女儿感觉被绑架在餐桌上，时不时拿眼睛斜视她，眼神里带着厌恶，还有一股压制的愤怒。
那种眼神刺痛了沈桑。「我会觉得她是一个白眼狼，我都这么低姿态了，不就是为你好。」沈桑心里有委屈、着急，但又不能表示什么，毕竟女儿是生病了，她只能用妈妈的包容继续感化，「再吃两口吧」。
那时，沈桑还意识不到，妈妈对孩子的讨好，「那是一种双重自我厌恶的感受。」现在退回去想，她会觉得当时的自己做错了，「如果妈妈唯唯诺诺看孩子脸色，孩子的体验并不好，只会加重她的负罪感。」
「反控制」在另一些家庭里是更激烈的。有的孩子吃一口，会要求妈妈吃两口；有的孩子会拿棍子，逼妈妈吃饭。更无力的是，爸爸也要求妈妈为孩子做牺牲。到最后，很多家庭的孩子掉体重，妈妈却涨了二三十斤，有的甚至吃出高血压和高血糖。
当许多母亲感到被压制到极限，会用更大的权威进行「再控制」。沈桑发现女儿开始用抠吐清除食物，为了防止症状加重，她几乎剥夺了女儿所有的独立空间，不允许洗澡关门，不允许单独出门见朋友。就连晚上睡觉，她也警觉着女儿的声响，女儿六点起床，她就把闹钟上到五点；女儿四点起，她就提前到三点，总之一分钟不能离开视线，「就变成粘在女儿身上的一个东西了」。
进食障碍病房里，还有一位女孩讲述了她曾经完全陷入失控的母亲：因为总是不吃饭，有一次，妈妈生气地端着一锅白米饭，放在她面前，不吃完就不许她下桌。她表达了反抗，没想到妈妈直接就拿扫帚砸在她背上，不停对她吼着一个字，「吃！」最后，扫帚柄被打断了，她憋着泪，一口口吞米饭，之后一个人回了屋。妈妈则进了隔壁的房间。她听到妈妈整整哭了一个夜晚。
沈桑和女儿虽然没有争吵，但母女掉入「猫鼠对抗」的游戏，也让家沉浸在紧张的氛围里。不到半年时间，亲子关系彻底破坏，女儿最后当着沈桑的面冲上了窗台，幸好被在场的父亲拦截下来。「没想到她为了维持疾病，到了宁可放弃生命的地步。」对女儿的治疗绝望后，沈桑陷入重度抑郁，不想起床，不想吃饭，「就感觉自己也要毁灭了」。
可以看到，这些故事里出现的都是母亲。有研究表明，女孩得厌食症确实和母亲的关系更大。许多Ed女孩的母亲是律师、国企员工、医生、公司白领，她们不仅在事业上取得成就，而且注重保持体形纤瘦，以达到社会对于「完美女性」的审美标准。而在教育中，她们无意识地把标准传递给女儿，认为女孩应该「控制体型」，「压制情绪」。
但也有研究提示，这些母亲之所以对女儿影响深远，是因为许多Ed女孩背后都有一位「缺席的父亲」。
谈起孩子父亲，沈桑是无力的。女儿12岁之前，丈夫忙着创业，在家庭教育里完全缺位。回忆那段日子，沈桑过得非常辛苦，丈夫的初创公司不顺利，又借了很多资金，为了偿还高额利息，家里经常资不抵债，这让沈桑对未来有很多毁灭性的想象，觉得家「随时会垮塌」。
不安传递给了当时只有6岁的女儿。在她的记忆里，妈妈总是一个人处理所有的事情，家里水管坏了，妈妈要找人来修；去超市买东西，妈妈要走一段路，再拎一段路；做饭时把手切了，妈妈把伤口含在嘴里。冲击最大的一次，她半夜醒来，走到客厅，看到妈妈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哭。那时，她就学会看妈妈的脸色，不给她增加负面情绪，长大一点之后，又用好成绩讨好妈妈。她曾对妈妈说，「别人有爷爷奶奶，外公外婆，爸爸妈妈，而我只有一个妈妈」。
但这些细节被指出之前，家庭问题就像「房间里的大象」。大约在2007年，北大六院进食障碍病房开始引入家庭治疗法，其中一个方法叫做「家庭雕塑」：由Ed 女孩给家庭成员摆姿势，每个人怎么站，距离多远，脸朝向哪，手势如何，通过模型还原家庭之间的关系，以此呈现Ed女孩的心理感受。
李雪霓记得有一名女孩摆姿势时，她让妈妈站在凳子上，手指着前方，好像居高临下地批判着什么。女孩则蹲在地上，用双臂环抱着自己。那名母亲一下子意识到，「原来自己是一个很控制的妈妈。」好在她观念开明，还主动比喻了一个「四条鱼的故事」：「家庭就像一个鱼缸，父母和儿女是里面的四条鱼，而她一直想做领头鱼，会把往不同方向的鱼归拢到原本的位置，结果导致鱼儿不知道该怎么游了。」
那名母亲很快调整和女孩的关系，女孩的改变是让人惊喜的，愿意住院治疗，也愿意主动吃食物，体重和精神不久就恢复了过来。彻底摆脱Ed后，她考上了一所师范大学，现在已经是一名老师了。
当然，改变的也只是小部分家庭。大多数父母未能打破僵化的互动模式——欺骗孩子来住院，威胁，躲避，不和孩子积极沟通，这也是厌食症始终得不到缓解的重要原因。
我遇到病房里最绝望的是一名18岁的女孩，来自山东，Ed甚至引发了父亲对她的家暴。每次到饭点，父亲规定她在30分钟内必须吃完，超时一分钟，就拿胶带粘紧她的手脚，再用香油、白糖、红糖混合剩下的饭，拿勺子往嘴里强灌。父亲发狠劲的时候，苍蝇拍、皮带、擀面杖不时抽打在女孩身上，甚至会揪着她的头发往墙上撞。母亲最开始也会阻拦，但儿子出生后，她就抱着儿子躲回了屋里。
「所以我一直很害怕爸爸，也一直很想逃离家。」那名女孩一边对我说，一边搂起裤管，展示膝盖上紫色的淤青。挨打和Ed在她身上持续了5年，她从厌食走向暴食，父亲再也管制不住，决绝地说，「你就是我们的一枚弃子。」女孩之所以这次能住进北大六院，是爷爷拿出十万块养老金，给她提供了最后一次治疗机会。
为什么都在赞扬「瘦女孩」？
厌食症是复杂的，要探究一个女孩为何患上厌食症，家庭绝不是需要探究的唯一因素。
事实上，根据相关资料，厌食症发病几乎涵盖了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的各个方面。在国内，尚且缺乏对厌食症的死亡率统计，但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文献报道中，厌食症在所有精神类疾病中死亡率排名第一，已经超过了抑郁症。而自杀是一个常见的死亡原因，每年的死亡率为0.56%，是普通年轻女性死亡率的12倍以上。
另一组令人失望的数字是，大约只有一半的厌食症患者能够被完全治愈，剩下的部分只能缓解症状，还有两成患者甚至完全无改善。也因此，它被认为是精神病理学中「一种最令人失望和顽固的疾病」。
正因疾病具有复杂性，自从被发现以来，就吸引了不同领域的医生和学者从生物遗传、人格特征、心理治疗等不同角度研究它，虽然至今没有一个流派能满意地解释所有临床现象，但不可否认的社会背景是，厌食症的发病与「以瘦为美」的文化直接相关。
一位名叫Garner的西方学者曾为此特地做过研究，她选取了芭蕾舞团——一个对瘦要求极为严苛的环境，对其中55名11至14岁的女学生进行观察，发现厌食症发病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。另外也有学者调查，时装模特、运动员也是厌食症发病率较高的职业。
在当下，「瘦」文化确实已经将我们包围，从几年前的「A4腰」、「锁骨放硬币」，到近两年流行的「直角肩」，这些完全违背自然的审美观，却很容易挑起人们敏感的神经，一次次变成热门的公共话题。公众明星的体型变化也是受欢迎的题材，在媒介上总能第一时间被人们感知。广告在推荐各种减肥法，电影、海报在推崇「瘦女孩」。这让还没来得及建立自我价值观的女孩们从疑惑，「为什么都在赞扬『瘦女孩』」，到逐步确信——「瘦」不仅是一种体态，一种时尚，更是一个女孩具有吸引力、被爱和尊重的前提。
敏感的Ed女孩更是感到无处逃遁。青春期发育后，她们经常能听到一些刻薄的评价，「你好胖」，「腿好粗」，「像个肥猪」……胖让她们感到自己变得不足，甚至担心会因此失去所有人的爱和关心。但「瘦」不同，一旦掉几斤体重，她们会立马被人夸赞，「你瘦了。」「怎么做到的？」在掉进Ed的陷阱之前，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她们，再瘦下去是危险的，病态的。
进食障碍病房里，一名女孩从11岁就开始承受「瘦」文化的焦虑。个头1米46的她，最重的时候只有88斤，但在2022年冬季，她穿上笨重的棉服，就遭到男同学取笑，「手臂比我还粗。」一开始，她只是觉得男生说话不好听，但后来在手机上搜索过一次，「青春期的女孩瘦一点才好看」，之后又被流量精准推荐相似内容，思维逐渐被改变，「就觉得好像真的是自己有问题。」于是她决定减肥，从少吃，到害怕吃，厌食症便开始显现。
而另一位名叫王雅的女孩，受到的审视是全方位的。幼年时，她被外婆养得胖胖的，在5岁时，她被妈妈送去学跳舞，结果成了班里的小胖墩，表演服要单独买大一号。排舞时，老师总把她安排在角落，这让她从小感知到，「胖胖的小女孩是不受欢迎的」。
不仅仅是老师，妈妈也在评判她的体重，带她买新衣服，每一次都说，「你太胖了！」因为爸爸的工作关系，王雅总被带出去应酬吃饭。饭桌上，王雅的饭量也会被控制，吃得好好的，妈妈会踢一下她的脚，意思是，再吃就不雅观了。
但王雅的体重还是跟着年龄一起涨，高中到了140斤，有一次，最好的玩伴当着全班的面，骂了她一句，「死胖子。」王雅一下子被引爆了，从前积压在心里的言语伤害全涌了上来，她几乎带着复仇一样的心情决定，「要减肥！」每天只吃一个鸡蛋，一碗粥，还要跑步一小时，每天称重三次，争取晚上比早上轻0.3kg，坚持了一个月，她瘦了20斤。
赞美的声音来了，就连妈妈也给了她肯定。王雅体重一降，「会觉得今天又做到了一件很厉害的，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事。」又一个月之后，厌食症露出了迹象，王雅开始回避食物，因为极度饥饿，她的关注点忍不住都在食物上，班级里，谁要打开一包零食，她会立马闻到味道。上课时，她没有精力集中注意力了，脑子里全部是，瘦了之后可以穿什么衣服，有多么快乐。
还有那位把食物分成「红灯」和「绿灯」的女孩，名叫欣悦，今年15岁。她从小体型偏胖，身高长到163时，体重到了150斤。她回溯「胖」给自己造成的艰难处境：
大概从小学二年级开始，最要好的几位朋友突然疏远她，说她「胖」，「脏」，其中一位甚至一碰到她，就立马去卫生间洗手，好像「胖」是一种会传染的病毒。五年级，欣悦留着一头短发，脸上生了雀斑，全班因此都嘲笑她，「带麻子的肥猪」。初中，欣悦进了北京海淀区一所很好的私立学校，被排挤得更加严重，很多男孩用唾弃的眼神看她，把她跟班上人缘最差、特别邋遢的一位男生组cp。
欣悦内心很孤独，一直努力找朋友，在初中，她曾遇到过一个女孩，愿意稍微跟她说两句话，欣悦就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全部，上厕所，吃饭，都要跟女孩在一起，「跟个小跟班一样」。
无论女孩怎么发脾气，欣悦都能忍下来，直到有一次，她无意中从另一位同学那儿听到，女孩之所以跟她走得近，只是为了凸显自己的漂亮。欣悦的第一感觉不是「生气」，而是「无助」，「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要怎么在这个地方活下去。」学校是寄宿制，欣悦每天给父母打电话，让他们接自己回家，但父母以为她只是逃避学习，最终也拒绝了她。
欣悦把这些遭遇都归结为由「胖」引起，因此她真诚地相信，食物「会让自己变得不好」，而只要能够减轻体重，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。
对于Ed女孩来说，肥胖变成了一种语言，是没有自控力、没有吸引力、失败者的代名词，被编码进她们的身体。提到肥胖，她们像有应激反应一样，联系起曾经受过的深刻创伤。
在加了许多女孩的微信后，我发现她们一边忍受着Ed的痛苦，一边画着精致的妆容，配上各种美食发朋友圈，看起来很有活力，是符合大众审美的「精致女孩」。女孩们也会在社交媒体上互相点赞，能够感觉到，她们对瘦的迷恋，关于被看见、被肯定的渴望，却唯独不关于健康。
但就像书籍《金色牢笼：厌食症的心理成因和治疗》里写的那样，「这些由于文化而得到维持的疾病，它们根本不应该存在。」作者希尔德·布鲁赫还提示，「如果时尚广告像香烟广告一样，有来自外科医生的警告信息——本广告中的模特没有健康的女性身体。这张图片被修改过，她的体重很低，患有神经性厌食，非常危险。那不是很好吗？」
然而，理想样态仍停留在书籍里。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营养和食品安全研究的项目调查，2009年、2011年和2015年，进食障碍患病率 (11~50岁人群) 分别为5.88%、 5.99%、6.91%，呈现不断增高的趋势。
医生李雪霓也告诉我，以瘦身和限制饮食为风潮的文化，只会塑造更普遍的厌食症患者。「它就像我们看女孩的第三只眼睛，一旦打开，会发现Ed其实离我们很近，可能就在你我的身边。」
一种让时间静止的努力
许多Ed女孩都对我讲到了「月经恐惧」。有人认为这一生理现象「完全不重要」，有人希望通过节食「撤销月经」。还有一名女孩，得厌食症时身体还未发育，直到17岁那年，月经伴随增长的体重第一次出现，她回忆当时的感受，不是开心，而是「惊讶和焦虑」。
Ed女孩之所以对月经充满敌意，是因为她们害怕长大。
随着和Ed女孩进一步交谈，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，「瘦」文化只是疾病的催发剂，并不是病灶本身。这些女孩除了陷入饥饿之外，还伴随着抑郁、焦虑、强迫等一系列精神症状，疾病变化形式、严重度和频度，都与她们成长所在的环境、周围人的变化密切相关。
问题便从家庭延伸到了学校。对许多人来说，学校生活是一段重要的、获得积极和支持性的经历，但事实上，在教育日益内卷的当下，女孩们感到整个生活都充满了无休止的竞争，学业压力不堪重负，一旦成绩倒退，或者在升学时卷入强者扎堆的丛林，不再轻易取得好成绩，她们就会遭遇批评，自我贬低，找不到认同的价值，甚至过早出现生存忧虑。
12岁的小溪是病房里年龄最小的受访女孩。她性格腼腆，小小的面庞上架着一副过大的圆框眼镜，问起减重上瘾的深层原因，「小升初的压力太大了。」她轻声地说。
去年年初，我访问过心理咨询师陈瑜，她给100多名孩子做访谈后，总结出一套教育内卷的公式：好孩子=好中学=好大学=好未来。小溪的班主任恰好套用的就是这套公式，他把一条漫长又笔直的竞争道路在班级里铺开，小溪感到同学明显卷起来，就连成绩不好的同桌也开始发狠，下课要么写练习册，要么看笔记。这让小溪感到恐惧，每次去文具店，她都纠结要不要再买一本练习册。
更残酷的是，恶性竞争的环境，让小溪感到同学不再是朋友，而是升学路上的敌人。小溪和朋友在一起时，彼此最避讳谈成绩，「聊了就把自己暴露了。」但她们又在私下里「刺探敌情」。有一段时间，小溪数学退步厉害，最低一次考了70多分，打听到朋友考了90多，就去问她写什么练习册。「压根没写。」朋友这样回答。但小溪去她家玩，桌子上摆满了练习册，趁朋友上厕所的间隙，她随便翻了翻，「里面居然写满了！」那一瞬，小溪感受到强烈的欺骗和背叛。
一直以来，小溪觉得自己除了成绩稍微能拿出手，其他「什么都不出彩」。现在成绩也危险了，自己好差劲，对不起爸妈，越想越焦虑。也是在这时，小溪关注起了身材，不像学习场域遍布敌人，减重的对手只是前一天的自己，这让小溪感到「可控」和「安全」，她开始慢慢少吃、吐饭，减重上瘾，「如果发现体重掉了一点，焦虑感就会稍微减轻一点。」她的病程很快，减重接近一年，体重已经极低，多项血液指标不正常，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。
也是因为学习压力大，来自江苏徐州的殷殷直接到了神经性呕吐的地步。15岁的她考进了当地排名第一的初中，学校采取衡水管理模式，给每餐预留的时间只有十分钟。十分钟怎么吃完一顿饭？殷殷告诉我，饭菜被混在一个铁盆里，早已分发好，每个人只需跑着去食堂，在固定的座位坐下，接着埋头狂吃。「就像一个机器，感受不到味道，感受不到饱饿，也感受不到会不会噎到，反正就只管吃。」
殷殷的压力从小学就开始累积。妈妈对她要求过分严格，一年级就请一对一家教，每天补课到晚上9点，有时甚至是11点，以保证每科成绩在95分以上。殷殷的生活里完全没有喘息的空间，周末被画画、书法、钢琴、架子鼓占满，但她其实都不喜欢。周一回到学校，当老师的小姨就像妈妈安插在身边的摄像头，如果殷殷上课表现不好，或者和成绩差的孩子玩在一起，消息会这样传导：班主任——小姨——妈妈。妈妈知道后，会生气地打殷殷。
每周两次考试结束，殷殷都要遭遇一次酷刑——老师要在班级宣读成绩，顺序是这样：第一轮，从倒数第一念到第十；第二轮，从顺数第一到第十；第三轮，中间进步的名次；最后是剩下的所有人。
殷殷必须要确保自己属于第二轮，每次念完倒数第十名，她就开始紧张到手心冒汗。有一次，念到第五名还是没有她，眼泪当即掉了下来。
第六……第七……「没希望了。」她想。
第八……第九……她害怕得快要昏过去。
第十。
老师终于喊出了她的名字。
六年级，殷殷每天会收到十几张试卷，作业经常写到凌晨一两点，她一边写，一边崩溃地哭。天天过这样的日子，殷殷开始睡不着觉，尝试给自己催眠，想课文，想数学题，越想越清醒。
进入初中，殷殷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。每一次走进学校，她就感觉走进一片死气沉沉的墓地，被一股低气压笼罩，呼吸不上来。临近考试，她失眠更严重，连续三四个夜晚睡不着。她频繁地自伤，初三第一次吞药自杀，带去医院洗胃活下来，后来又试图割腕。
呕吐问题紧跟着出现，有一次，殷殷去食堂吃完饭，胃里感到恶心，食物不受控制地往上反，之后每一次吃完饭都忍不住要吐。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正在上课，她直接「哇」地一下吐在课本上。妈妈带她去看病，从肠胃科辗转到精神科，最后在北大六院确诊了厌食症，并伴随双相情感障碍。
除了学业，许多Ed女孩在学校也面临人际关系失调的处境，被孤立和霸凌是出现最多的元素。在我采访的15个案例中，就有7位女孩曾受到孤立，其中最严重的一位女孩名叫刘然，今年只有13岁，从一年级开始遭遇霸凌，至今已经6 年。
刘然出生后，父母去了外地工作，姥姥成为她的主要养育者。她长得瘦小，一上学就成了被霸凌的对象，男同学对她说脏话，带领全班同学孤立她。刘然告诉老师，老师说「不要理睬」，又告诉姥姥，姥姥的建议也是，「去学校是为了学习，不必在意这些话」。
到了二年级，霸凌开始升级。有一次，刘然被男同学从楼梯上推下去，掌心出血，头上磕出淤青。姥姥看见伤口，联系了带头男孩的家长，说要报警。家长带着男孩上门道歉，男孩表现得很恐惧，姥姥没有再追究。可是到了第二天，恐惧的眼神变成了嚣张，男孩带了十几名同学，把刘然围在一个圈里，集体拳打脚踢。他们离开后，刘然一个人留在操场上，哭得很无力。
很多女孩在第一次求助之后，没有得到应有的帮助，更加不敢出声，这又进一步助长了霸凌。之前提到的欣悦也说，父母从来没有坚定地站过她这边。幼儿园时，她告诉父母，有个老师对她不好，父母反而质疑，「想想自己的原因。」后来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甚至有同学拿书往她脸上扇，她都不愿意告诉父母了。
后来，男孩经常在刘然课桌上写「SB」，带头嘲讽，拿剪刀剪她的头发，刘然同样不敢再求救，「怕他变本加厉。」这样担惊受怕地过了6年，刘然做错事时出现了幻听，是那名男孩嘲笑她的声音。
雪上加霜的是最近一年，父母闹离婚，都吵着不要她，刘然感到自己是一个累赘，开始吃不下饭，两个月体重掉了30多斤，以各种方式自杀，在ICU抢救过两次。姥姥带着她辗转到北大六院，诊断出重度抑郁，伴随厌食症。
每个孩子成长过程中可能都会面对一些难题，但心理咨询师陈瑜告诉我，这一代孩子的生存状况或许比我们想象中更艰难。「很多时候，孩子的主体情感是不快乐的，会经常逼问自己一些终极问题：人为什么活着？我是谁？我该去哪里？」这些问题之外，我还问过Ed女孩，什么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，什么会让自己感到快乐？她们的眼神里写满了迷茫。
事实上，Ed女孩的痛苦从未被在意，只会被大人要求变得更加优秀。一名女孩说，独立已经变成母亲对她的一种命令。另一名女孩受到的教导是，如果不保持好成绩，将来只能成为一个「混子」。在厌食症的相关资料中，还有一位患者甚至把这种压在现代青春期女孩肩上的使命，形容为「像一位40岁的公司高层在心脏病发作前感受到的压力」。
正是这些责任和压力，让Ed女孩感到还没准备好在人生中前行。她们害怕达不到家庭渴望的成功，害怕面对更残酷的就业竞争，也害怕结婚、生育问题施加在女性身上的压力（她们在母亲身上提前看到了这一点），因此将疾病自我延续到成年期，让自己能够像孩子一样持续得到照顾和关心。她们一直走在克服不安和恐惧的路上，最后却以节食作为一种让时间静止的努力——不继续成长，而是回到童年时期的体型。在极度消瘦的情况下，女孩们回避了现实问题，对食物的思考掩盖了一切。
疾病的另一面
王雅的病症加重了。厌食不到一年，她了解到许多美食主播吃下大量食物会催吐，一次晚自习，她控制不住饥饿，一次性吃了一碗泡面，之后去水房，把手指伸向喉咙深处，食物很容易被吐了出来。王雅感觉找到了能吃又能瘦的办法，甚至高考当天晚上，她依然在催吐。
她逐渐走向了Ed的另一面，神经性贪食症。
在资料记载中，大约30%～50%的厌食症可演变为贪食症，一般在发病半年至一年以后逐渐出现。这是一个更加危险的潘多拉魔盒，一旦打开，女孩就会控制不住进食，而且带有明确的目的——能吐才去吃。
转变的开关可能不经意间就被打开。有的在某一次聚餐中，不小心吃撑了，到厕所抠吐，之后越吐越多，恨不能把胃里吐空；有的还在控制阶段，只吃一口凉菜，结果亏空的身体突然停不下来，疯狂想吃剩下的食物。有的刷着视频，看到一个美食封面，脑子来不及思考，手指就点了很多外卖，开启第一次暴食。
最初，王雅很享受暴食，只要脑子里出现暴食念头，她会把现实的约定推掉。她形容自己一个人在房间，只跟食物待在一起的感觉，「食物完全服务于自己，把它吃进肚子里，到不想吃的程度，再把它吐出来，想怎么对待就怎么对待。那个时候很快乐，我可以不用考虑任何人，观察别人的心思，害怕别人生气，我觉得很自由。」
但暴食也让女孩们感到羞耻。因为吃的食物数量是惊人的，一次要消耗十几斤，是常人三四天的量（食物不充足时，医生曾遇到有女孩直接吃食用油，20～30支冰棍）；姿态也特别不堪，有人形容，「一脑袋扎进食物里，跟家里的狗狗吃东西一样」。更残酷的是之后的催吐。为了吐得更干净，有人要喝下一瓶两升的可乐，有人灌大量的水和啤酒，有人要吃泻药，有人依赖的是催吐管。
遇到吐不出来的时候，女孩们会感到更加崩溃。一名女孩有一次暴食吃了面包，怎么也吐不出来，之后极端地吃下酒和头孢，让妈妈带去医院洗胃，就为了把面包洗出来。另一名女孩，暴食撑到胃要爆炸，也是吐不出，「那种失控感比死亡都可怕，觉得自己特别失败，没有任何意义。」她选择了吞药自杀，最后也被送医院抢救。
一旦暴食—催吐的模式建立起来，就很难再中断。王雅说，越到后面，暴食的欲望就像毒瘾发作一样，开始吃第一口，她能感到一瞬的开心，情绪接着切换，变成扑面而来的自责、恐惧和沮丧。两三口之后，她已经感觉不到味道，整个身体变成一具躯壳，只是不停地往嘴里塞食物，「就像一辆无人驾驶的车，感觉那个人不是我自己，没有灵魂一样。」
一直塞到胃有了疼痛的感觉，王雅才弯着腰起身，去厕所催吐。她说自己的胃就像一个马桶，食物倒进去，又被倒出来。而错落的精神就像一团钢丝球，不仅让别人感到扎手，而且会伤害到自己。
王雅是病房里主动找我讲述的第二名女孩，「Ed困扰了我8年，夺走了我最美好的青春。」王雅说，她想借由媒体，告诉更多的女孩，不要再用减重伤害自己。
她说，父母偏爱比自己小两岁的弟弟；去英国读大学时，朝夕相处的室友却设计陷害了她。在家庭、友情中都找不到归属之后，暴食更加频繁地找上来，从一周两三次，变成一天一次。临近大学毕业时，她已经严重到一天暴食5次，并持续了一个月。她不再去学校，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吃吐，疲倦地睡。本科毕业典礼快到了，她原本有一个期待已久的计划，但果真到了那天，她却只能躺在床上，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，痛苦和沮丧描述不了那时的感受。她怎么也走不出来了。
在临床上，贪食症阶段的治疗也是最困难的。女孩已经把暴食当成处理情绪的手段，面对焦虑时，她们不是解决问题，而是沉溺于狂吃，通过食物寻求安慰，或者是发泄。等她们不得不再次面对基本问题，会感到恐惧，于是驱使下一场暴食，恶性循环由此形成，所有关于停止暴食的决心都被磨灭。
作为Ed的另一面，不同于厌食症的控制，贪食症患者会觉察到自己被食物控制，这种情绪蔓延为对于生活的失控。她们因此产生强烈的内心冲突和痛苦。文献报道，大约50%～75%的贪食症患者存在中度到重度抑郁。这是一个临床医生极为关注的数字，意味着很大的自杀风险。在贪食症患者身上不醒目的地方，常常带有划伤、咬伤或刺伤的瘢痕。
这不仅仅是一种降临在女孩身上的症状，女孩们自身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进来。她们知道自己是病态的，枯瘦并不是美丽的，但还是选择继续如此生活。
为什么如此离不开Ed？
我向每一个女孩，特别是到了贪食阶段的女孩抛出这个问题。得到印象最深的一个回答，来自那名被困于Ed五年，遭遇父亲家暴，并已经走向贪食症的女孩：生病六年期间，她因为治疗，断断续续从请假到休学，高中一共没上几个月，成绩一路往下降，去年勉强参加高考，只拿到300多分，远远被同龄人甩在后面，完全不知道怎么重启。但还好有Ed，让她变得和其他女孩不一样，那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优越感，「虽然知道是丑陋的，吓人的，但就好像找到了一点自我的价值。」
对于王雅来说，Ed原来被她当作值得信赖的朋友，一个躲避现实的套子，一种带有自我欺骗性的问题解决方式。但现在，她想要戳破这一场骗局了。
起因是她在英国遇到了一名女孩，眼睛小小的，鼻子塌塌的，在她看来，长相似乎并不符合主流美女的标准，成绩也有一科不及格，但对方根本不在乎，而是自在地看演唱会、旅游、养宠物，过着很丰富的生活。这让王雅感受到，「原来女孩可以过得这么潇洒、有自信。」原本，这也是王雅有机会可以拥有的生活。
毕业典礼结束后，王雅拿出了足够多的勇气，暂缓了研究生申请，又把英国的房子退了租，三天时间就把行李打包好，买机票回国治病。「对于我的人生来说，花一年时间看病，也好过继续上五年学。」王雅说。
这是她主动迈出了告别Ed的第一步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。
先爱自己，再爱女儿原本的样子
接下来的事情还是要依赖于家庭。不管是经济上，还是情感上，女孩们要治病，都需要父母的支持。
许多妈妈确实做了很多改变——这也是女孩的主动性之外，治疗过程中另一处有力量的部分。她们肯定自己在教育中的过失，痛心地指责自己是「失败的妈妈」，「不配养育孩子」，但她们也愿意重新学习做妈妈，再次为孩子托底。
去年8月，我在北京东边一家咖啡馆见到了其中一位母亲。她叫文彦，5年前，她倾尽所能把女儿送去国外上大学，结果女儿在外面把自己饿得不成样，给她发来很多骨瘦如柴的照片，最后确诊厌食症，不得不休学。
在文彦以前的理解里，不管人生中吃过多少苦，只要孩子过得好，她就赢了命运。但厌食症来了，治了一年又一年，丝毫没起色，让她感到自己和孩子都没有了前路。
越是这么想，越是陷入与疾病的缠斗中，文彦患了中度抑郁，去找心理咨询师，不断地倾诉，不断地求证，虽然认识到疾病的诱发和一些社会因素紧密相连，但文彦想，「哪个孩子长大不受伤，怎么这事儿就轮到我们家？」
追溯到疾病的开始，她认为，一个关键点就在于她自己。
在一些研究中，有些女孩得厌食症，是因为她们感到对母亲有一种特殊的责任。她们在母亲身上看到了所担心的命运——把人生献给丈夫，献给孩子，却唯独没有自己，成为一个「内在空心」的人。文彦和沈桑的女儿都是如此，她们感到母亲一直在吃亏、受苦，而她们有义务给母亲提供帮助和保护，于是以疾病的方式回到母亲身边，维持与母亲特殊的关系。
长期以来，文彦一直扮演的是牺牲者的角色：父亲早年生病，她整个青春期除了上学就是在陪伴和照护父亲；成家后，产后第十七天，丈夫就外出工作，留她在老家坐月子；孩子大了一些，她找过工作，但前提是方便照顾孩子；再后来，弟弟要创业，家人让她去帮忙，结果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压力。她感到，自己的价值「被家庭吃得一点都不剩」，但所处的困局却没有人看到。
除了女儿。一名受困的女性生活里会有很多消磨的细节，文彦「像个祥林嫂一样」，全部告诉了女儿，现在看来才发现这是一个十分越界的行为，「我可以有委屈，有痛苦，但我要跟同龄人交流，而不是女儿。」
出国上学前，女儿总对文彦说一句话，「不放心你。」那时的文彦不理解，女儿到底不放心什么？直到女儿带着厌食症回到家里来，文彦才意识到，表面是女儿病了，实际上自己才是内心千疮百孔的那个人。
文彦提到女儿画的两幅画：一幅是《瘦骨嶙峋的女孩》，胳膊细长，身体旁边写满了两个重复的文字，「我饿，我饿，我饿」；还有一幅是《妈妈的画像》，比照的是圣母玛丽亚的样子，但让人感到灰暗和悲凉的地方在于，那位圣母没有眼睛，眼眶里是黑洞洞的。文彦后来理解，女儿在成长的日子里，已经在用最大的力气表达痛苦，母亲看起来始终关注着她，但实际从没有听到和看到她内在的需要。
沈桑告诉我，在病友群，类似的问题出现在太多的患病家庭里，因为这一代父母普遍缺少「情绪觉察」的能力，他们在成长中没有被关照过情绪，后来养育孩子也就意识不到孩子的情绪。她举了一个细小而普遍的例子：孩子小时候被凳子绊倒，很疼，许多家长的第一念头是，解决「疼」这个问题：要么打凳子，帮孩子惩罚它；要么让孩子否认情绪，告诉自己不疼；要么带孩子做点别的，转移情绪。但家长忽略的是，「疼」不是一个问题，而是一种当下的感受。或许家长该做的仅仅是，「问孩子哪里疼，怎么个疼，揉一揉能缓解吗？」
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后，文彦不再停滞于自责，而是希望真正看到孩子，并做一些切实能帮到孩子的事，「以前我忽略了，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成熟起来，现在我就要把自己变成熟，去成长这一部分，然后再去扶着她走路。」
重建从梳理自己和母亲、弟弟的关系开始。有一次，文彦的母亲给她打电话，文彦终于把心里的不满和委屈都说了出来。「以前太乖，现在不做乖孩子了，就要说no，说不可以。」她说，即便到了50岁的年纪也不晚，她决定把自己重新活一遍。
类似的改变也出现在沈桑身上。和女儿进行无数轮博弈后，女儿最终搬离了家，在外面租房住。沈桑已经顾不上女儿，因为抑郁，她去找心理咨询师，至今治疗了3年，过程也把自己探索了一遍。她最终得出一个朴素的感悟——先要把自己活成想要的样子，而不是想方设法改变孩子。
当沈桑把关注点拉回到自身，和女儿的关系反而出现了松动。她们的话题不再只是厌食症，沈桑会更多地说自己的状态，说从咨询师那里得来的感悟。女儿听完后，终于没那么担心妈妈了。她意识到，妈妈已经学会如何先爱自己。
如今，两位母亲已经走到一个共同的阶段——既然疾病注定要陪伴她们的孩子，就要接受她们生命里原本的呈现，甚至要准备孩子可能长时间带病生存。
「以前是拼命想把这个东西给赶掉，让孩子赶紧恢复，但现在一个坚定的想法是，越是包容和接受，孩子才越有康复的力量。」沈桑说。
失败的人也没有关系
但女孩们真的可以和Ed长期共存吗？随着年岁的增长，她们是否会改变对Ed的认知？
采访到最后，我联系到了一位36岁的厌食症患者。她叫卢然，是采访里唯一用实名讲述的女孩。自从2011年罹患厌食症，她与疾病共处了12年，她把经历写成自传书籍，在书里，她把Ed称呼成「亲爱的安娜」。几乎是国内第一次，Ed女孩从自我出发，让许多人看到以极端节食掌控命运背后的挣扎与隐痛。
很长一段时间，卢然尝试与Ed共存。在大学休学两年之后，她重返学校，毕业后顺利找到了工作，在一家机关报社的舆情中心做数据分析。「以瘦为美」的环境帮助她很好地隐藏了疾病，因为Ed，她避开了女性相亲、结婚、生子的压力——母亲对这些问题提都不敢提。
那时，控制食物是卢然生活里最大的乐趣。在工作日，她把每日摄入热量定为500cal，到周末再暴食一餐，让味觉享受极大的刺激，「就像开斋节后的狂欢一样。」思考过程也充满兴奋，她会提前想好吃什么，再去探不同的美食店。大众点评见证了那段时光，通过打卡写评论，她的等级升到了Lv8，给人感觉是「一个很enjoy的美食家」。
但随着年岁的增长，卢然逐渐感到生活里的「不大对劲」，快乐是漂浮着的，「像乘坐了一个粉红色的、梦幻的热气球，始终没有贴着地面的感觉。」这种觉察来源于30岁之后的一年生日，她攒了一场饭局，邀来一些同龄朋友，发现聊天话题里，要么关于事业，要么关于家庭，大家都在探索着更丰富的社会角色，有具体的目标去追寻。
但对于卢然来说，她的生活里只有厌食症。
与现实的割裂感也展露在朋友圈里。别人分享的是和朋友聚餐，与家人出游，而她分享的是猫和狗，食物和景色，照片里几乎不会出现人。她意识到，「原来自己和人的连接是弱的」，并为此感到孤独和恐惧，「疾病已经成为身份认知的一部分，那把这个标签脱下来，我自己是谁？我该怎么办？我好像被社会一点点抛下了。」
到了2022年，卢然移居到了加拿大，没想到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
厌食症首先给她的融入造成很大的困扰。在那里，瘦不再是美的标准，匀称、健康的身材才值得称道，再加上Ed的普及率已经很高，许多人能一眼看出她病态的瘦，目光虽然不带有「歧视」，但写满了另一种令她难受的「同情」。也因为过于瘦弱，她在工作面试、考驾照时都不容易通过。就连沙滩也不敢随意去了。为了掩盖干瘪的躯体，她有意识地穿起了长裙和长袖。
但Ed在她身上的痕迹还是日益凸显。她变得更容易摔跤，淤青的皮肤久久不能恢复；体力越来越弱，无法支撑时间稍长一些的交谈。危险甚至从未远离，那年年底，一场新冠就把她的体重一下子拉低到23公斤，她病得爬不起来床，给自己倒杯水的力气都没有。她一度担心自己是不是快死了，到了那个地步，反而燃起最强烈的活下去的欲望。
「人真的是矛盾的。」她说。
等熬过了新冠，卢然立即和当地医院报备，主动去恢复体重。和国内按规定吃饭的方式不同，她被直接插上了鼻饲管，缓慢流动的营养液每天24小时不停往胃里输送，新陈代谢突然加快后，她盗汗，长痘，水肿，各方面都感到「特别难受」。医院要求严格，按照她1米5的身高，必须达到35公斤才能出院，之后还要长期监控，每月复查一次体重，低于标准就再次强制住院。这让卢然的观念开始改变，「以前觉得体重越低越好，现在降体重反而焦虑」。
比体重改变更重要的是，为了融入当地，卢然不再把自己封闭在Ed里，而是开始观察到周边许多真实的生活。
她说起家楼下按摩店的一位打工阿姨，原来是国内建材公司的老板，后来公司破产，兜兜转转跑到加拿大，50多岁开始做按摩，生活里经历了不少磨难，但她心态特别好，身上有一种「吃饱了不愁」的平和感。另一位是来自广东的理发师傅，靠一间私人理发店养活自己，60多岁的年龄，他仍然把头发染得非常潮，开一辆蓝色吉普车，每天哼着歌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那么快乐。
对卢然触动更大的，是一对新移民来的中年夫妻，同时带来了两个孩子。丈夫在那边重新学神学，太太做中文家教，他们既要安排孩子的学校，也要努力找全职工作，才能续上签证。夫妻俩的责任和压力都很大，为了对抗比国内高出不少的物价，他们过得非常节俭，但不妨碍日子里充满欢乐，她感到，他们的孩子生活在一个有爱的家庭。
在这些具体的生活样态里，卢然感觉到，「活下去本身就是一件艰难的事情。」每个人都需要工作，为自己和在意的人付出，但也正是在这些努力里，生命彰显出力量和尊严，每个人也有了定义自我的理由。
以前过度追求完美主义的卢然不这样认为，「那时对于『人』的理解很极端，要么伟大，要么毁灭」，以至于她不接受平凡，没法肯定自己的价值，才躲在了厌食症的盾牌之后。但现在，她看到生命绝不是进食障碍，不是体重秤上的一个数字，更不是「必须伟大」。
想明白之后，卢然不想再与Ed共存了。她曾特地去问心理医生，能不能彻底告别它？医生的回答或许适用于所有的Ed女孩，「得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好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和决定，而不在于医生怎么治。」
告别Ed的决心在神经性贪食症的王雅身上是明显的。回国后，她连老家都没回，就在北京找医院治疗。她把生病细节告诉了父母，虽然父母不承认教育的缺失，也不接受她的疾病，但好在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支持。
王雅住进北大六院那一天，是一个天气晴好的夏日。和其他女孩逃跑、抗拒治疗不同，她毫不迟疑走进了病房，在里面感觉「特别开心」，生活变得规律，每一顿饭能吃得正常。她主动通过《与进食障碍分手》等专业书了解自己，焦虑情绪出现时，护工懂得如何帮她疏解，医院的团队也定期给她做咨询。这些都让她很有安全感。
沈桑的女儿更幸运一些，治愈的路途上，终于等到了父亲的陪伴——他也是这次采访邀约中唯一表达接受并充满讲述热情的父亲。为了弥补曾经的缺位，这名父亲和女儿一起重新经历了许多动情的第一次：第一次面试，第一次上班，第一次领薪水，第一次离职……他想，既然女儿缺的是安全感和价值感，那就陪她一起去寻找。他支持女儿所有的决定，接纳她所有的情绪，并且对女儿说，「养活你多简单，我们有房子，吃饭就多一副碗筷，你可以用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，去找自己擅长和热爱的事。」
女儿对父亲有了明显的信任感，有好几次吃完饭，她有抠吐的冲动，都主动打电话给父亲。父亲采用咨询师的方法帮助女儿，让她要求不用太高，忍不住吐，就投降，忍住了，就打赢了一仗。「我会陪着一仗一仗地打，一次一次地复盘。」在电话里，这名父亲的声音温和又坚定。
有研究表明，厌食症被发现得越早，治愈的可能性也越大。有一些受访女孩确实在向好，比如那名「接近减掉了半个自己」的女孩，出院后体重涨回140斤，几乎摆脱了进食问题，只是还没有勇气回学校。而另一名上初二的女孩，已经重新上学，同学送她薯片、坚果、软糖，花里胡哨的零食在桌上摆了一长条，她没有什么纠结，就把它们全部吃掉了。她在社交媒体上写，「第一次深刻感受Ed带走了多少美好」。
卢然虽然对痊愈没有信心，但为了推着自己往前走，她也迈出了微小但足够有力量的一步。去年秋冬换季时，她翻出衣柜里所有XXS码的衣服，一部分直接扔了，一部分放在二手平台出售。回忆衣柜清空的那一刻，「真挺开心的」。
去年中秋节，卢然久违地去新移民来的中年夫妇家参加聚餐。那天吃的是火锅，她特地调了芝麻酱蘸料，之后沉浸在和人的情感交流里，注意力几乎没放在食物的卡路里上，「吃得很开心。」她回忆。
今年元旦之前，卢然再次联系我，说她收到一个坏消息，与她同岁的病友因为长期营养不良，最终心脏严重衰竭去世了，女孩的母亲把她的骨灰存放在一个寺庙，希望孩子来生可以做喜欢的事。12年的患病历程里，这是卢然经历的第三例死亡。「真的很难想象，很难过。」她说。死亡和新生是差不多同时来的，在这之后的第15天，卢然迎来了自己新一岁的生日。她和新的朋友们在一起，吃了蛋糕，也许下新年愿望，不涉及具体的目标，只是希望一点点接纳自己，是一个失败的人也没有关系。——「不立flag，活下来就是胜利。」
过去，她将Ed视为朋友，称她为「亲爱的安娜」，但这次，她给「安娜」写下了最后一封信——
亲爱的安娜：
这或许是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了，是的，我终于有胆量说出这句话了：我要离开你。曾经，当我对一切外界事物丧失信心的时候，我找到了你，以一种扭曲的、自毁的形式，完成了一种不被世俗认定的意义的证明。
我总是误以为，瘦是美的必要条件，就像人们认为有钱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一样。这些年来，你一点点占据了我的全部身心，毁坏了我的健康，破坏了我和家人、好友的关系，把我封闭在一种生活里，体重之外的一切信息不曾进入我关心的视野。
但现在，我承认自身的不完美，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，而且必须务实起来，作出微调，寻求适量改变。我答应了医生和母亲，增加热量，尽管这微不足道，但我已经在积极尝试。我想要活下去，如果停滞代表着一种死亡，我将选择前行、思考、自由和更广阔的生命。
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，文中除李雪霓、张大荣、卢然，其他人为化名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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